国内目前缺少也最为关键的是行之有效的淘汰机制。专家建议，中期考核要加大难度，引入固定比例的淘汰机制。
直博转硕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想当然地考虑，必须结合社会文化心理。最重要的是保障学生转硕之后的权利、前途发展。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
在中国跃升为第二博士培养大国之时，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——如此多的博士，质量该如何保证？
作为第一博士大国美国的经验告诉人们，虽然申请博士生资格的学生众多，但入学后约40%的人最终拿不到博士学位。而在中国，无论是通过博士统一考试、各种免推政策入学的博士生，95%以上的人都能拿到博士学位。悬殊的比率背后，直接关乎博士教育质量高下。
不久前，教育部、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三大部委下发《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，建议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和学业考核，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，畅通分流渠道，加大淘汰力度。
尽管意见的初衷、方向无误，但在操作层面上却并不太容易实现。
不顺畅的直博转硕
中国也有博士淘汰。早在2006年，南开大学28名博士生因攻读学位时间超9年被淘汰，打破了我国博士生“零淘汰率”。之后，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也有同样的举动。这些淘汰多是以学习研究时间延期过长为理由，被淘汰者中以在职博士生居多。
放眼国内高校，完全能以学术水平不高之名劝退博士生的情况少之又少。而另一种淘汰方式更为常见，如果学生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，在读博期间又无法达到其培养要求，则可以以硕士身份毕业。学术界称之为分流。
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做科研的天赋，北京某“985工程”高校直博生陈意想走直博转硕之路。可当年冲动直博的代价是，此时要求转硕，只能拿到博士肄业证和硕士学位证。
更加让他气恼的是，同是直博转硕，北大、清华、浙大等学校却可以拿到硕士毕业证和学位证。“拿不到毕业证，派遣就可能成为问题，也意味着户口可能需要回到原籍地。”陈意说。
事实上，陈意遇到的情况更多地存在于国内直博制度施行的早年，为了避免博士生大批转硕，高校一般都严禁直博转硕。然而，2012年颁布的《教育部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指出，建立退出机制，开通分流通道，允许试点学院将符合条件的直博生分流转为硕士生培养。很显然，陈意所在的学校要么在试点之外，要么就是缺乏相应的培养理念和制度基础。
从最初的“不允许”到政策上打通，实现直博转硕的过程也并非容易。由于审批直博转硕的程序较长，清华大学直博生小文一直挨到博士毕业，也没有等来转硕申请成功的通知，莫名地以博士身份毕业了。这让他哭笑不得。
遭遇中国式尴尬
美国四个计算机系并列第一的高校——麻省理工学院、斯坦福大学、卡耐基梅隆大学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没有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的人有两条路：转为硕士，2至3年毕业，进入工业界；也有人主动退学，比如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·布林和拉里·佩奇都是斯坦福大学退学创业的博士生。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成熟的直博转硕制度，来到中国却有各种问题？
“问题的根本不只是涉及教育，其实教育也是被困在其中。”北京某“985工程”高校教师王军说。当中涉及户口和档案两个因素，这个问题也是中国独有的，需要相关地方管理部门提供有力的支持。
而从教育管理的层面看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胡世民表示，当前博转硕的主要难度在于学生的学籍改变在政策上是允许的，但一般学校每年只受理两次，得先报省市教委审批，再报教育部，时间拖得较长。正是由于“麻烦”，很多高校干脆不允许直博转硕。
制度上的不顺畅是影响直博转硕的一方面原因，另一方面原因则来自社会文化心理。
陈意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，国内高校、研究所很少有博士生淘汰，读博失败在社会认知层面意味着女朋友、家长、求职单位，甚至导师、同门都会用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。这也是作出直博转硕决定时，他最难克服的心理障碍。
导师也会“受伤”。直博生占博士生招生名额，招一名学术理想不足的学生，等于浪费了另一名学生进取的机会。当然，比起让学生苦熬博士，指标问题还只是一件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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